礼藏于器 魂脉千年
泊如斋本《宣和博古图》的传承密码
首都图书馆藏 《泊如斋重修宣和博古图》
展开剩余85%倘若没有一本图录，后世将永远无法想象，宋徽宗的宣和殿里曾藏着一个怎样的青铜世界。那些在靖康之变中散佚殆尽的国之重器，其形制、纹饰与铭文，竟依赖一部书的传承而得以魂魄犹存。这部书，便是《宣和博古图》。而首都图书馆所藏的明万历泊如斋刻《宣和博古图》，穿越了战火与时光，将那个失落的瑰丽世界递送到我们面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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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宣和博古图》的编纂始于北宋大观初年（1107年），成书于宣和五年（1123年）之后，是宋徽宗敕撰的金石学著作。当时，北宋定都东京汴梁，河南地区大量商周青铜器相继出土，被皇室收藏于宣和殿。这部巨著系统地著录了宣和殿所藏自商代至唐代的青铜器839件，分为鼎、尊、罍、彝、舟、卣、瓶、壶、爵、斝、觯、敦、簋、簠、鬲、鍑及盘、匜、钟磬及錞于、杂器、镜鉴等二十类。
该书开创了“图、文、考”并重的著录体例。每器必摹绘图像，勾勒铭文，详记尺寸、容量、重量，并附以考证。为此后数百年的金石学研究确立了不朽的典范。
靖康之变（1127年）时，书中著录的铜器大多被金人掠走北上，部分流散江南。这场文化劫难使得《宣和博古图》的原物大多散佚，而图录本身却成为重现这些青铜瑰宝原貌的主要依据。
宋徽宗赵佶画像
首都图书馆所藏的这部泊如斋刻本，是明代万历年间对这部金石学经典的重要重修。泊如斋是明代著名书坊，其名取自《汉书·扬雄传下》“有以自守，泊如也”之句，体现了书坊主人余永宁淡泊守志的文化情怀。
这部明刻本的最大特色在于汇聚了当时一流的艺术人才。著名画家丁云鹏、吴左干负责绘图，他们的笔法精细传神，将青铜器的形制纹饰表现得淋漓尽致；刘季然则负责书录，其书法工整秀丽，与图像相得益彰，确保了重刻本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。
夔纹卣 、莲鹤方壶（春秋）、兽面纹爵（商） 故宫博物院藏
《宣和博古图》的价值远不止于一部古器物图录。它标志着中国金石学的成熟，开创了将实物考证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学术传统。正如《左传》所言：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，青铜器作为古代祭祀、征伐等国家大事的礼器，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。
宋代也是金石学发展的黄金时期。在甲骨文尚未被发现的时代，宋人通过对青铜器铭文的研究，开创了古文字学的先河。他们将青铜器研究从单纯的古董鉴赏提升到学术考证的层面，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金石学研究体系。《宣和博古图》正是这一学术传统的集大成之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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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评价颇为中肯：“其书考证虽疏，而形模未失；音释虽谬，而字画俱存。读者尚可因其所绘，以识三代鼎彝之制，款识之文，以重为之核订。当时裒集之功亦不可没。”这一评价既指出了该书的不足，也肯定了其开创之功。
从商周青铜器的铸造，到宋代金石学的兴盛，再到明代泊如斋的重修，《宣和博古图》的传承脉络清晰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。这部著作不仅记录了古代青铜器的形制，更重要的是构建了一条连接古今的文化通道。
首都图书馆藏 《泊如斋重修宣和博古图》
今天，当我们看到首都图书馆所藏的这部《泊如斋重修宣和博古图》时，那些精美的版画不仅再现了古代青铜器的风貌，更承载着历代学者对传统文化的珍视与传承。从商周的能工巧匠，到宋代的博学鸿儒，再到明代的刻书名家，无数双手共同守护着这条文明的血脉。
这部古籍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奇迹——尽管原物大多在历史长河中散佚，但通过图录的传承，后人仍能窥见三代鼎彝的辉煌。它提醒我们，文化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实物的保存，更在于知识体系的延续和学术传统的传承。《泊如斋重修宣和博古图》正是这种文化传承的生动例证，它在跨越数个世纪后，依然向我们诉说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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